《胡风家书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）收录了胡风致梅志的三百余封信，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注解稍欠准确，给读者增添了解读的难度。
胡风在私人通信中习惯于以“隐语”指代他人，《胡风家书》中尤多，若编者未详加考辨，注解中就难免产生失误，使读者无所适从。“师爷”
“师爷”之称谓首见于胡风1952年12月12日家书，信中写道：
昨晚开了会。林、冯、何三位轰了一阵。早料到如此，果然如此。说是下周再开一次，就结束了。下次是胡、邵二位。下次当然要我发言的。以后呢?那就不知道了。不存幻想，当然好办。如陷在荆棘林中，现在只求早日结束。结束后，看怎么来罢?师爷昨晚都出了席，可见隆重。
编者晓风注云：“师爷，指胡乔木。”
信中提到的“开会”，指的是1952年下半年中宣部召集的“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”（下略为“讨论会”），于9月6日、11月26日、12月11日和12月16日共举行过四次会议，该信说的是第三次会议的情况。“林、冯、何三位”指的是林默涵、冯雪峰、何其芳，“胡、邵二位”指的是胡绳和邵荃麟。“师爷”是否指胡乔木，尚有疑问。
根据该家书的描述，“师爷”没有出席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，但出席了第三次会议。这给我们的考证提供了线索。
胡风日记提供了出席第一次会议者名单，计有周扬、丁玲、冯雪峰、何其芳、胡绳、王朝闻、林默涵、严文井、袁水拍、陈企霞和胡风共11人，这些人可以排除。
舒芜日记（舒芜《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日记抄》，载《新文学史料》2007年第2期）提供了出席第二、三次会议者名单。第二次有周扬、胡绳、邵荃麟、冯雪峰、林默涵、严文井、王朝闻、艾青、葛琴、王淑明、周立波、萧殷、陈企霞、胡风、路翎和舒芜共16人。这些人也可以排除。第三次“除上次的十六个人而外，又加上张天翼，何其芳，田间，杨思仲，阳翰笙，合共二十一人。”何其芳可以排除，疑似“师爷”者还剩下张天翼、田间、杨思仲、阳翰笙等四人。
胡乔木既不在出席第一、二、三次会议者的名单中，也不在疑似者中，肯定不是“师爷”！那么，“师爷”是四人之中的谁呢？
胡风1952年12月17日家书中再次出现“师爷”之称谓，信中写道：“最后一次会，晚八时到一时过或二时左右。发言者有胡、邵、艾、田、子周，还有师爷。两次，师爷都参加了的，可见严重程度。”
“师爷”在第四次会议上发了言，这又为我们的继续考证提供了线索。
查阅胡风12月16日日记，分明记着：“约八时开会。发言者：胡绳、荃麟、田间、艾青、阳翰笙、何其芳、周扬。”在12月17日的家书中，田间既与“师爷”并列，可以排除；杨思仲、张天翼未作发言，也应排除；于是，疑似“师爷”者只剩下阳翰笙一人。
然而，问题又来了。阳翰笙的地位不及周扬，胡风为何视阳翰笙的出席为“隆重”、“严重”呢？查阳翰笙简历，此君在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、副秘书长、中共文化教育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，并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处（文化处）处长、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等职。正是这最后一个职务，使得胡风对之有所忌惮。在他看来，阳翰笙是代表周恩来出席“讨论会”的。
至此，编者的误识也可以理解了。“师爷”是“秘书”的旧称，胡风称阳翰笙为“师爷”，是由于他时任“副秘书长”。编者将“师爷”标注为胡乔木，是由于他身兼毛泽东的“秘书”。误识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“师爷”之称谓的最后一次使用，见于胡风1953年1月5日家书，信中写道：“明后天或者到师爷处打一转，不过，没有什么意思。和这类人谈话，好像和影子打交道。”查阅胡风日记，1月6日载有：“访三花。访盛家伦，一道聊天，到小馆喝酒吃面。访阳翰笙。”冯雪峰（“三花”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《文艺报》主编，不是秘书；盛家伦是音乐家，也没当过秘书；只有阳翰笙在秘书位上，可称为“师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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